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命题，对于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始终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从学理上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根本特质，深刻揭示中华历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紧密关联以及对凝聚民族力量、筑牢精神根基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进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历史学。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儿女团结凝聚、心灵相系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当代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创造，都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都是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自我更化、革故鼎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确立明确的历史坐标，激发强大的历史主动，提供无可替代的精神资源。增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推进中华历史文化研究，就要从历史的最深处汲取自信和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密切相关，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示其全部内容的。文化源于历史积淀，史学亦为文化之产物。“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意识、极为悠久的史学传统。中华文明薪火不断，深厚而坚实的史学传统是极其重要的文脉支撑。浩繁的历史典籍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宗，也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历程的自觉记述，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中国步入阶级社会时血缘纽带解体尚不充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制度；缘于宗法社会结构，中国很早即有了高度重视祖先史迹的历史意识。先秦各家如儒、墨、道、法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这种历史意识。到荀子、《易传》，则将这种历史意识进一步提升为贯古今通天人的世界观。在中国文化构型中，史官与史家具有特殊地位。夏朝就设置了史官――太史令；商、周进一步发展形成史官制度。史官与史官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历史意识的自觉，视修史为不朽之事业。春秋末期孔子撰成《春秋》，首开私人修史之风。至汉代，与民族融合、文化整合、国家一统相适应，出现更为恢宏的《史记》，在“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之上将中国各族群的渊源上溯至黄帝的统一谱系，通过历史编纂实现文化整合与民族凝聚。此后，由官方设官修史成为惯例；从唐代开始，专设史馆修史，且由宰相监修成为定制。为前朝和当世修史是彰显本朝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修史强化了中华文化的赓续和传承。此后每个王朝都有断代史著作，不断造就独树一帜的史学品格，陶铸绵延不衰的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厚的积淀，形成了求真、求是、经世致用等史学传统，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抱负。史学传统使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强烈的历史文化传承意识。历史书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记载，也通过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参与现实政治，激发人们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增进文化认同，实现人心的凝聚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华文化通过浩瀚的史学典籍积淀在整个民族的血脉之中，产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延续力。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中华文化虽然根脉不绝，精神不倒，但国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信遭到无情摧残。即便积淀极为深厚的历史学也曾面临挑战，一些中国学者落入“西方中心论”难以自拔；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缺乏客观公允的审视，中国历史学在西方话语的笼罩之下一度失去了自身的光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历史学逐渐恢复发展并取得了重要成就。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愈益坚定，以往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时，日益显现捉襟见肘的困窘。因此，在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理论的羁绊，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必然要求。
二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既是科学进步、文明成熟的标志，也是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自信的体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给中国历史学提出了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也给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维、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将其内化于史学研究实践。
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与一脉相承的史学传统，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全面系统总结、整理、继承历代先贤留下的丰厚史学遗产，并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方法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历史实践，加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阐发，深入考察中华文化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提炼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智慧；深入探讨优秀传统文化贯通古今的历史继承性；深刻阐释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屹立于世界、彰显强大文化软实力的鲜明价值标识；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所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并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继承性与开创性。
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回应时代关切中应运而生的，它创生于20世纪初民族觉醒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体现出革命性与科学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居于完全主导地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发展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学术遗产，是未来我们推进史学研究重要的学术资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在史学发展脉络中找到本土源头，必须基于对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系统梳理与深刻总结，同时融合对时代潮流和伟大社会实践的深刻洞察体悟。
当今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重新激起各国人民对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忧思。历史的规律、动力、主体、走向等问题受到史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视，从宏观上把握历史进程和规律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学术旨趣。在实现强国复兴的征程上，历史学决不能缺席，历史研究者决不能旁观，必须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伟大号召的指引下，从历史长河中全面考察历史之“变”，深入探究历史之“理”，清晰、坚定、响亮地发出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声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滋养，为中华文明厚植历史根脉，为强国复兴夯实历史根基。
（作者：赵庆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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