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记忆（三）

草原记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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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世英在锡察草原

锡盟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特木其乐

1946年秋季，战火在全国各地蔓延，国民党的部队开始向集宁进犯，局势在炮火中又动荡起来。这时，察哈尔盟镶蓝旗也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正在这个时候，云世英接到通知，被调绥蒙政府骑兵旅政治部任锄奸科科长。这支部队是绥蒙政府为适应形势需要而筹建的。旅长李秀山，副旅长李森，寒峰任政治部主任，丁郁民是参谋长。骑兵旅设四个团，其中三个团是李秀山的部队。另外，还有一个以伪蒙古军为主的汽车大队，队长是巴图敖其尔。当时这个旅的编制很庞大，其中大部分人是伪蒙古军，而担任骨干的都是八路军，各团都设了政委。政治部的三个科，也都配备的是党员；组织科长赵家声，宣传科长潮洛濛 ，锄奸科长云世英。

国民党开始了反扑，战事一天比一天吃紧，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锄奸工作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

1946年部队从玫瑰营子撤离东进，刚刚走了一程，走在前边的一团就叛逃了。这个突然事变，使部队感到很紧张，云世英和锄奸科同志紧急行动起来，一会跑到前边，一会跑到后边观察动静，进行警戒。同时，在研究如何对待一团叛逃问题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是追上去打还是不打？经过旅部研究，如果一打，还会有其它的叛逃，如果真这样就乱了。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军心，保证不再发生意外，使部队能顺利到达察盟张北县。

内蒙骑兵旅到达张北以后，寒峰同志和云世英到张家口向乌兰夫同志汇报情况，并按他的指示把部队带到了大库伦进行整编。

云世英等回到张北后，传达了乌兰夫同志的指示，将部队带到了大库伦，准备整编。这时，已经快到年三十了。常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加之当时又处于军心不稳，而且这支部队不少人的家就在太仆寺左、右旗，又是骑兵，路子也熟，刚到大库伦不久，就有二三十人从部队偷偷跑回了家。跑走的这些人，都是巴图敖其尔的属下，他听到这个情况非常生气，一句蒙古话一句汉话，讲得唾沫四溅，显得很激动。他那个连装备是最好的。大年三十他到旅部来报告，坚持要把这些人追回来。经旅部研究让云世英陪他一起去，郝秀山还提出把自己的马让给云世英骑，还给了云世英一件青羊皮大衣。临走前云世英提出要和巴图敖其尔见个面，商量具体行动计划。

1946年阴历大年初一，云世英和巴图敖其尔带着一个连出发了。天阴沉着脸，大雪像棉絮一样无声地飘落着，极目望去，大地一片银白，马蹄踏着积雪，发出“嘶啦嘶啦”的响声。在农区行军时村落还比较稠密，人们的生活习惯还比较熟悉。到了太仆寺右旗，就进入了牧区了，这里广阔荒凉，天和地白茫茫地连在一起，看不到树木，也看不到村庄。那时正是数九寒天，气温很低，呼出的热气，立即变成了霜雪，眉毛、鬓角也都是白的。到了太仆寺右旗，正月初三，从太仆寺右旗出发了。巴图敖其尔对这一带很熟，人熟、地熟、路熟，走到哪里，都有人热情接待。在追寻逃兵的路上，也打了几仗，每次战斗云世英都冲锋在先。有一次与土匪遭遇时云世英又冲在前面。事后，巴图敖其尔真诚地对云世英说：“不能再这样，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去咋交待？”云世英和巴图敖其尔在战斗中，增进了了解和交流。

经过一段行程，云世英等到了自治运动联合会察盟分会（筹委会）所在地哈叭嘎。当时，哈叭嘎周围有比较高的围墙，小门紧闭，城墙上的士兵持枪站岗，气氛很紧张。巴图敖其尔在前边打了招呼，通报了姓名，城门仍然关闭着，他生气了。这时云世英急忙出来和把守城门的人搭了话，并有意地问道：你们察盟领导人不是陈炳宇、苏剑啸吗？他们在不在呀？你给我们传句话，我们是内蒙骑兵旅的。

大概因为云世英他们穿的都是伪军的衣服，引起保卫人员的怀疑，因此，把他们拒之门外。当时他们收编了三股土匪武装，城里住着一股，城外两股，当时的形势很严峻，情况特别危急。据陈炳宇同志他们掌握的情报，这些土匪准备里应外合把我们的人收拾掉，然后叛逃。当时察盟的几位领导人陈炳宇、苏剑啸正火烧眉毛，而且已决定让陈炳宇同志只身冒险到张家口，请求援兵。

在这样的非常时刻，陈炳宇同志听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骑兵旅来，而且听到带队的还有云世英，十分高兴。他急忙跟随来人赶到城门上和云世英搭上话，随即让开门迎接。

开了城门，队伍陆陆续续地进了城。在行走中，云世英把追逃兵的事讲了。经过陈炳宇同志的介绍，苏剑啸同志说：“你们真是救命来了！这几天，我们坐卧不安。”他又指着脑袋说：“这脑袋瓜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搬家哩！”他又说：“这下好了，有希望了。”

他边说边擦头上的汗水，不住地扶着掉下来的眼镜。看得出来，他当时很激动。苏剑啸、陈炳宇向云世英他们通报了他们的处境危难。听后也确实感到紧张。土匪的武装有三四百人，我军才一个连，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很难对付的。

这时察盟政府尚未成立，只是自治运动联合会察盟分会（筹委会）设在哈叭嘎。“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保卫察盟了。”苏剑啸同志这样说。“我们留下来不行呀，我们得听旅部的命令。”巴图敖其尔也不同意留下。因此，双方就去留争执得面红耳赤，有时还拍着桌子。苏剑啸同志看挽留不住，就最后摊牌似地说：“那好，你们走也行，可察盟政府发生什么事，咱们在乌兰夫同志那里打官司。”苏剑啸同志的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恐吓。想到这一点云世英退了一步说：“我们要设法和部队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我们又遇到新情况。”

最后，大家还是做了让步，研究结果是：部队先住下，陈炳宇按计划到张家口汇报，同时，也将目前部队的情况汇报一下，等陈炳宇返回察盟，云世英他们再走。

陈炳宇走了以后，十几天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为此，大家都很着急，同时也很担心。可是再派人去，往返还要好几天。这时云世英建议应该搞个电台。

后来云世英才知道，他们的到达，对于稳定当时察盟的局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云世英他们在追寻逃兵时，在太仆寺旗碰到了十几位土默特旗的孩子。他们是来学习蒙文蒙语的，由于乡土观念的影响，这些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找云世英。云世英问他们：“你们愿跟我们去吗？”那些孩子听到这话，似懂非懂地看着他。

这时，云世英就宣传说：“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是保卫人民的。你们听说没有，察哈尔盟政府很快就成立了，这是人民民主的政权。”孩子们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云世英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商量商量。”

大家商量后都同意去。云世英设法弄了一辆大车，派人护送到张家口。这些学生一走，影响可大了，一些青年人也陆续地找上门来，都要求到张家口去学习。

云世英率队追寻逃兵的同时，又完成了为革命输送新生力量的任务，然后回到察盟政府所在地——哈叭嘎。在那里又等了一段时间，陈炳宇同志还没有回来，也听不到什么消息，云世英提议主动派人去联系。苏剑啸同志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现在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一旦信送不到，走漏了消息，反而会招来灾祸。”这样，云世英他们只好在哈叭嘎等待消息。

这期间，云世英和巴图敖其尔两个人分工率队，轮流值班查哨，一个人前半夜，一个人后半夜，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

有一天，远远地了见城外东山上来了很多兵，往哈叭嘎这个方向缓缓地移动。当时，云世英等都来到城头，仔细地观察，都有些紧张。苏剑啸、云世英和巴图敖其尔，还有守城的驻军郭团长凑在一起，研究如何对付突然出现的情况，全体官兵处于紧急状态。

这时，外边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哈叭嘎，云世英仔细一看，竟是李秀山、徐史，这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呀！还没有等他发话，云世英就听到有人喊：“世英，快开门！”云世英听到他们叫开门，云世英对那些守城门的人说：“快开门，是自己的部队来了！”

那些守城门的部队，根本不听指挥，因为他们都是伪军“郭团”的人。云世英找到郭团长让他下令开门，郭团长不主张开门，还含混其词，他说：“咱们也不知道他是谁的部队，城门不能开，应该打！”看到郭团长的顽固劲，云世英就去找苏剑啸同志。苏对郭团长说：“是我们的军队，赶快把城门打开！”说完，苏还当着郭的面，故意问我：“你看清楚没有？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啊？”我说：“那两个带队的看得很清楚，一个是李秀山，一个是徐史，我们还搭上了话，这是不会错的。”

云世英这样一讲，郭团长的脸色马上变了，变得黄白黄白的，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这时，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得不下令把城门打开。

城门打开以后，部队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李秀山同志对云世英说：“你把他们带的部队拉出动来，注意不要发生误会。”随后，他们就把“郭团”的人包围起来。首先把全体官兵的枪缴了，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按照党的政策分别作了处理，从此一场潜伏着的危机解除了。

李秀山、徐史等率领部队及时到来使察盟的局势转危为安了。

察盟的斗争为解放锡盟打开了通道，开辟锡盟自然就是察盟斗争的继续了。

云世英他们完成了追寻逃兵和保卫察盟分会的任务后，从哈叭嘎回到张家口。不久，乌兰夫同志指示一个新的任务：开辟锡盟工作。

锡盟在察盟的北边，那里是纯牧区，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政治情况，同志们都是不了解的，因此让同志们到锡盟去开辟工作，感到踌躇。乌兰夫同志对开辟工作的同志说：“你们去了以后，首先要团结松津旺楚克。他是德王下边的人，松王下边是补王，就是补得巴拉。松王是了解情况的，把他团结起来，开辟工作。”

这样，云世英等又重返哈叭嘎。那里正在召开察盟人民代表大会，整个哈叭嘎被热烈的气氛笼罩着。红旗迎风招展，彩色标语张贴在街道两旁，参加会议的代表，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蒙古袍。一些汉族代表也穿着节日的服装。陈炳宇同志主持大会，见到他，云世英把乌兰夫同志的意见向他进行了传达，并提出让他抽人协助工作。

经过与苏剑啸等几位负责人研究，云世英和潮洛氵蒙 同志带领16名同志去锡盟开辟工作。潮洛氵蒙 任副盟长。在开辟工作人员中，设立了秘密党支部，云世英担任党支部书记。抽调的这十几位同志，都是年富力强，精明强悍的骨干。尽管人数很少，但都是一股子革命干劲，大家同心同德，配合的也默契，尽管有的同志还不是党员，但每个人都是严格要求自己。随着工作的展开，先后解决了每个人的组织问题。

1946年初春，锡林郭勒草原依然是冷风渐渐，寒凝大地。云世英和潮洛氵蒙 同志在这恶劣的气候中，向这个生疏而荒凉的地方出发了。他们来到锡林郭勒草原之前，那里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可以称得上是没有开垦的处女地。例如，松津旺楚克、补得巴拉这些王爷，都是封建王公的打扮。他们高高在上，牢牢地掌握着人们命运。

经过一段行程，云世英等率领的工作队第一站到了羊都庙。这里住着很多的喇嘛。刚一到，就看到大小喇嘛站在门外，像预先有人安排一样，出来迎接，为首的喇嘛对云世英一行16人的姓名、职务都已经清清楚楚。这使云世英感到奇怪。这里尽管荒凉而闭塞，但消息却如此灵通！后来才知道，草原借助于驿站把消息一程程递出去。羊都庙的喇嘛见到我们，主动出来接待，并毕恭毕敬地说：“松王已经吩咐我们接待达拉嘎（首长）。补王本来准备迎接，没想到你们来的这样快。”

工作队住在羊都庙后，通过与喇嘛、牧民的接触，知道这里是补得巴拉的天下。这个人在锡盟勾结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孤立打击的对象。因此，工作队一到这里就宣布“我们是乌兰夫同志派来的，还带来了委任松津旺楚克为锡盟盟长的委任状和绸缎等礼品”。这样一表态，首先在喇嘛中有了反应，他们似乎故意明确地对工作队说：“我们是奉补王之命接待你们的，他嘱咐我们要接待好。”

听到这话，工作队就问他们：“补王让你们接待我们，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啊？”

“你们来之前，补王特意来安顿过。”他说，“明天来个潮洛濛副盟长，还有个云世英保安大队长，他们带着十几位人，要我们接待好，表示欢迎。”

听喇嘛这样一讲，工作队感到吃惊。职务、人数都对，这些人的情况还真够准的。同时，也使工作队考虑到一个问题：见不见这个补王？我们虽然路经这里，目的地是贝子庙（锡林浩特），去见他他会有什么想法？去了我们又怎样讲？这些问题要慎重考虑。云世英和潮洛氵蒙 同志研究后决定：去见他。

要去见补王的消息一传开，喇嘛和牧民就好心提醒说：“你们骑马到这里，离王爷府百步以外就得下马，不能骑马到王爷门口。你们这些人要去王府，不但不能骑马，还要拜倒嗑头哩！你们到王府住不住哇？要住还得打招呼！也有准备呀！”云世英听后说：“我们偏不下马，就是要打一打他这个王爷的威风。一直骑马到他的门口。”就这样直到第二天要出发时，才通知喇嘛。

补王府是蒙古包式的建筑，拱顶圆壁，顶部和周围画着各式各样的彩色流云，金壁辉煌，在辽阔的草原上，格外引人注目。迎面四根圆柱，金色的巨龙在顶柱上攀绕，张着血盆似的大口，这种威严奇特的圆柱，就是封建殿堂的特色。

补得巴拉王爷为了表示热情，还拿肉到门外来迎接工作队。他粗敦敦的打扮。这显然是有准备的。由于工作队事先未来禀报，特别是没有按照会见王爷的传统习俗百步外下马，他心中的不悦还是显露了出来。

晚宴后，云世英和潮洛濛同志向他说明了来意，讲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我们党的政策，并要求他和我党合作，搞好工作。无论我们怎样讲，讲什么，他只是回答个“扎”字，从不发表个人意见，似乎很恭顺的样子。

最后，云世英还特意告诉他：“我们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主席派来的，乌主席委任松津旺楚克为锡盟盟长，还委托我们带了礼品，有带福寿图案的高级绸缎等。”至于对他的态度，只字未提。这样，使他颇费心思，攥着拳头让他猜，一直到召开锡盟政府成立大会时再公开对他的态度。

云世英和潮洛濛同志在补得巴拉家受到隆重接待的消息传开了，特别是对工作队打破惯例，骑马到王爷门口的行动，有的人惊讶，有的人赞叹，认为共产党在王爷面前有胆量，有气魄、不简单！

云世英等从补得巴拉王府出来的第二天，就启程往贝子庙（锡林浩特）赶，路经东阿巴嘎旗。这个旗没有王爷，有个贝勒，人们都叫他巴贝勒。他是和补得巴拉勾结在一起的，欺压剥削牧民很厉害，民愤很大。根据党的政策，对补得巴拉和巴贝勒要区别对待，能拉就拉，该打的就打。但是，对那些当权人物，要瞧瞧，牧区最忌让乘马人带马鞭子进入蒙古包。他们认为这是把主人当牲畜看待，是一种侮辱。而工作队却带着马鞭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进了巴贝勒的家。巴贝勒顿时气的脸都变了样，巴贝勒尽管感觉受到了侮辱，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装出一副不自然的笑脸，拿出接待家人的奶食品，双手捧着奶茶接待了工作队。

工作队一路风尘到了目的——贝子庙。贝子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玻璃瓦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庙的墙壁也很壮观，这里居住着一千多个喇嘛，诵经、生活，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大概事先没有得到什么关照，贝子庙的喇嘛就把云世英和潮洛濛同志安排在一个很大的厢房里，房子高大空旷，没有火炉，异常寒冷，头上的狐皮帽子都摘不下来，喇嘛以此来冷落云世英他们，但是工作队无暇顾及这些，而且一心一意地筹备召开成立锡盟政府的会议，每天考虑的就是要把政权很快地建立起来，名正言顺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打开新的局面。

会议的内容、开法、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是颇费心思的。首先解决政权的人选，这就需要扶松王压补王。选出潮洛濛同志为副盟长，解决活动经费等。潮洛濛和云世英翻来复云地考虑了解决经费的几个方案：一是收税，二是拿回盐池的管辖权。这个问题很紧迫。不解决经费，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工作队吃住都在贝子庙，喇嘛今天说没米了，明天说没面了，搞得工作队很被动。如果靠收税，牧民生活很贫困，不想再给他们增加负担。拿盐池的管辖权怎么个拿法，是让松王宣布，还是以盟政府的名义决定？这两种办法都不大合适。要出一个既要拿回来，又使原管辖权盐池的东乌珠穆沁旗没意见的办法，这就需要我们拿主导意见，各旗进行讨论，用民主的办法举手表决。预料锡盟共10个旗，如果能有6个旗支持这样做就能通过。这些问题经过慎重考虑后，经请示乌兰夫后下达了召开锡盟政府成立大会的通知。

1946年9月，徐徐春风吹绿了草原，晴朗的天空，飘动着几朵白云。

锡盟政府即将在贝子庙成立。耀眼的红旗第一次在锡林郭勒草原飘扬，呼唤着人民解放的曙光。

锡盟政府成立大会的会议程序和内容确定后，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贯穿了怎么样的扶持松王这一意图，甚至在座位排列上也做了有意的安排。

参加会议的代表对这次会议都很重视，因此，来的很齐。所有王爷、贝勒都是满清的服饰。王爷到指定的座位入坐，完全是封建时代大臣、官员的架式。这和共产党民主开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云世英宣布盟政府成立大会开始，潮洛濛同志首先讲话，而后宣读乌兰夫主席的委任状。松王在正面就坐。这时，下边的与会人员把帽子一抹，表示赞同地齐声说：“扎！”潮洛濛同志接着把乌兰夫主席用红布、黄布包着的礼物捧献给松王，这时，会场里显得很热烈、活跃。

松王在发表演说时，要求在盟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搞好锡盟的工作，贯彻我们党的各项政策。松王每说完一句话，就听到下边不住地“扎”、“扎”、“扎”的声音。

在锡盟政府成立的大会上，提出了解决盟政府财政来源的问题。为了便于讨论，首先把设想的几个方案公布于众：一是按旗摊派，但由于各旗的贫富不同，一律摊平是不合理的；二是向人民收税，可是人民生活比较困难，要收就得从富户的人家收起；三是把盐池收回盟级管理，收入做为盟政府财政开支，这样东乌珠穆沁财政缺口，盟政府可以给予补贴。

工作队一边讲，一边解释，同时注意观察大家对每个方案的反映，因为这关系到每个旗的利害叛乱，所以与会人员都是比较注意的。这些办法研究后，我们对与会人员说：“大家可以提出几种办法表示赞同，也允许提出不同或修改意见。”

这种允许争辩，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民主会议看来对习惯于服从的人们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这时会场出现沉默状态。没办法，盟政府就派人一个旗一个旗的征求意见。西苏尼特旗对提出解决经费来源表示赞同、支持。征求东乌旗意见时，这个旗的代表往左右看了看，含糊其词地说：“我们没什么意见，由盟长大王决定。”这就给松王出了个难题，他把松王推到了前面，东乌珠穆沁旗不表态，就采取举手表决，结果以八个旗同意的多数通过。

会后又征求了松王对会后开展工作的意见，他对会议的成功表示很满意。

盐池归盟里掌握后，有了经济来源，盟政府的腰杆子也硬了，贝子庙的喇嘛的态度也变了，屋里再也不冷冰冰的，饭菜也做得好了。

锡盟政府成立大会开过以后，云世英等回张家口向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做了汇报，乌兰夫同志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表示满意。又抽调了一批干部，筹集了布匹、茶及办公用品，用几十峰骆驼运到了贝子庙。

仲秋10月，国民党向全国解放区进攻，驻张家口的大量人员、部队开始往外撤，联合会的人员也随同乌兰夫同志撤进草原。

突然有一天，人们纷纷谣传，国民党的部队到了羊都庙，傅作义的部队也过了西苏尼特旗。谣言不胫而走，搞得人心惶惶。盟工委立即开会，研究锡盟撤退的问题，王铎同志负责贝子庙的撤退工作，大部分人员从这里撤出。另外还决定让云世英带少数干部，包括炊事员共计13人留下坚守。

云世英等分析了自己的处境，认识到处境的危险。当时，正面的敌人是国民党，而最大的隐患却是布利亚特匪帮。

当时他们成立了布利亚特旗。布利亚特对草原完全是敌对态度。因此，趁局势动荡，他们又乘机进行活动。他们时常骑马携带武器，到贝子庙周围转来转云，明目张胆地向工作队示威，伺机暴乱。那时贝子庙的郊外，四处都是荒滩。因此，工作队采取严密措施，白天晚上站岗放哨。大部人马撤退以后，布利亚特人勾结当地的反动喇嘛，烧了一辆汽车，抢了实业公司的大量物资，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云世英以锡盟政府的名义到贝子庙找到主事的大喇嘛，警告他说：“你们这里的喇嘛抢了实业公司，这是非常严重的敌对事件，对这种少数反动人员的破坏行为，绝不能姑息，也不能宽容。”让他带上喇嘛到现场去看，并让他们将抢走的部分物资送回。

1947年，局势依然动荡不发，除去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外，土匪武装也纷纷在各地进行破坏和捣乱。根据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指示，分东部、中部、西部组成三个工作团，东部工作团团长奇俊山，中部工作团团长墨志清、西部工作团团长云世英。工作团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保卫人民政权。各个工作团都有部队进行保卫。云世英他们在十六师的保护下，深入到东苏尼特旗，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局面很快就打开了，成立了群众组织。但是形势还是没有稳定，工作团一撤，部队转移，土匪就来，使牧民群众受了害。

部队撤回贝子庙以后，形势又趋紧张。这时的布利亚特继续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一步步地向我军进逼。虽没有公开进攻，但却把工作团的马群偷偷的赶跑了。就连云世英在抗日战争时骑的一匹枣骝马也被抢走了。

马匹被抢走去后，只有死守了。当时的情况异常危急，人们随时准备与阵地共存亡。负责指挥的奎壁同志，身上装着拟好的电报稿，随时准备告诉乌兰夫同志，大家是横下一个条心，和贝子庙共存亡，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喇嘛控制住。为了不使外边了解我军的情况，云世英等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不准出，需要外出必须有盟公安处通行证。对王爷和上层喇嘛，一方面监视，一方面利用，因为情况尽管那样紧张，下边的人还是听他们指挥的。

终于度过了十分危险、十分艰难的时期。不久，乌兰夫同志从乌兰浩特调来了十六师，从林西调来了三团，首先对布利亚特进行了围剿，消灭了他们一部分，缴获了许多武器。同时，在部队的配合下，在群众中开展了民主运动。经过这段动荡之后，从此锡察草原走上了解放的坦途。

云世英，曾用名刘今，1924年8月出生于土默特旗托克托县北台基村。1939年7月参加革命，在延安陕北公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学习，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晋绥偏关，平鲁，清水河县开展游击战争。后任集宁县政府蒙政科长，内蒙古骑兵独立旅政治部锄奸科长。1946年任中共锡盟工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公安处处长，保安大队队长，群众工作团团长兼政治委员。1949年任内蒙古公安部政保处处长。1952年任内蒙古东部区公安厅副厅长。1954年起任包头市人委委员，政法小组副组长，组长，包头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和包头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64年任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内蒙古党委代常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惨遭迫害。1973年任内蒙古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77年9月在中央党校学习。1977年任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局长，内蒙古党委常委、书记，内蒙古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内蒙古党委政法小组组长，内蒙古人民政府代理主席，系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 

参考资料 ：《锡盟革命回忆录》 《锡林郭勒史料》 《锡盟党史大事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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