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四维向度

提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系统擘画、顶层设计和全面阐述，构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全面、准确、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前进道路上继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金钥匙”。这一重要思想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深厚的哲学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严密的实践进路。从历史脉络看，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历史进程的经验总结；从哲学向度看，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吸收借鉴；从文化底蕴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革新精神、自省自励的融会贯通；从实践进路看，将“九个以”的原则性要求作为新的历史征程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

关 键 词

习近平；自我革命；党的建设；全面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经不懈努力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自我革命”的首次提出到明确党的自我革命“四个自我”的内涵阐释，从将“勇于自我革命”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到把“坚持自我革命”凝练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从将自我革命作为回答“窑洞之问”的历史答案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时代全面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系统揭示了包括“四个自我”“两个伟大革命”“四个统一”“六个必须”“九个以”等在内的本质内容、根本要求、原则遵循以及实践路径，逐渐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党的自我革命相关问题进行了“元思考”，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关系到我们党全面全面从严治党能否奏效、大党独有难题能否破解、长期执政能否实现。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哲学、文化和实践四个维度全面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一、基于党百余年来自我革命的历史向度

党的自我革命是依据世情、国情、党情实际变化而进行的自我扬弃与创新发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开展了各具时代特色的自我革命实践，从四个历史时期考察党推进自我革命前后一脉相承、继往开来的演进脉络，有助于从大历史观场域中增进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建党开启党的自我革命新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救民的实践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指引，并以此立根铸魂紧扣强化党的思想建设的重任着力推进党的建设“这件伟大的工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肩负着崇高使命和艰巨任务，致力于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但由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部分党员封建思想的残余以及对共产国际“本本”式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造成我们党内思想一度出现“鱼龙混杂”的危险境况。为此，中国共产党围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进行党的建设，开展了一系列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实践活动。1927年，“八七会议”以“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的决心和力度有力纠正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党在幼年时期进行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我革命。1929年，古田会议将党的思想建设置于核心地位并明确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为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着力推动党员思想的政治化、科学化提供了有力支持。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全党范围内开始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通过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倾向进行批判，这场规模空前的党内思想革命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对建党以来革命实践的审视，提出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以及“两个务必”的执政警钟，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筑牢思想防线，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思想革命不断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于一次次自我净化之中实现全党的思想同频、行动同步。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党要管党拓展党的自我革命新实践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进京赶考”过程中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使命任务的变化，对党的自身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党组织和党员人数随之持续增长，出现了思想不纯、意志不坚、党风党纪涣散现象。为此，我们党明确提出“党要管党”，鲜明地把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到重要位置。195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通过刀刃向内的整风运动初步遏制了党内的不良风气。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明确在全国执政的新形势下继续加强党员的先进教育并进行思想整顿、组织整顿，有效地清除了政治毒瘤，保证了党的肌体健康。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下大力气清除干部队伍中的蛀虫，从严处理了共和国反腐第一案，以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带动健康社会风气的形成。1963年，中共中央批示的《组织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开展党员的登记工作、实行干部队伍的轮训教育以及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等途径，加强对党员干部这个“关键问题”的管理和教育，用革命者的本色武装全党。可见，这一时期以“纠偏”和“整饬”为主要抓手的党要管党实践有力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拓宽了自我革命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新发展

面对经济社会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清醒正视党内问题，用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鲜明标示了党的行动纲领和实践路向，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一系列自我革命的创新实践。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目标的引领下，我国经济实力得到历史性提升，但随之出现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比较软的现象”，党内消极腐败、奢靡之风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为此，我们党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着力推进党的建设朝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基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党章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性质宗旨、党员干部的管理、党的纪律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在党章中首次载入了入党誓词，对广大党员作出刚性约束，有效恢复和健全了党的肌体。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以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建设为重点的整党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展开，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得到极大提高。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将“全面从严治党”写进党章，对党的先锋队建设、反对腐败等重要现实问题作出了明确要求。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注重制度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管党治党的重要方略。此外，一系列主题教育在全党范围内展开：1998年，党中央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2005年，全党深入践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教育；2008年，全党上下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一次次党内主题教育有力增强了全党的理论武装。改革开放以来，以制度治党与集中教育为鲜明特征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活动是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升华。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开辟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

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发展形势和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在全新的自我革命实践中大力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取得突出成效，但党内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纠治，如政治观念、理想信念有待加强，组织体系、组织建设有待完善，一些违规行为隐形变异、由明转暗现象凸显，危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为此，我们党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201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涉及党风、文风、会风、政风等的八项规定，以中央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有力纠治了不正之风、革除了顽瘴痼疾。2013年，全党开展了以上率下、上下结合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民众关切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问题，进一步夯实了党群关系“同心圆”。自此之后，主题鲜明、环环相扣的党内集中教育陆续开展，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党内巡视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战略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四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新格局。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纪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等内容。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之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呈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和内在的体系性，夯实了推进自我革命的“四梁八柱”。从贯彻“八项规定”持续整治“四风”问题到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从突出政治建设的统领性作用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建章立制，从党内集中教育的党性锤炼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新时代全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精心擘画与纵深推进正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自我革命的实践诠释。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应对复杂局面、解决现实问题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本质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来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哲学底蕴和理论基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常自我批判”的内在要求、“不断革命”的实践指引以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旨归。

（一）本质论：“经常自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

自我否定、自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和内在优势。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我否定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因即根本动力。自我否定的逻辑进路就是在肯定与否定的交替性运动过程中实现事物螺旋式上升、达到自我革新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否定正是通过发现自身问题、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而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恩格斯曾指明，“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正确对待自身问题，敢于“经常自我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是一种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为了推翻剥削、压迫的旧制度，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在此过程中进行“经常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锤炼和塑造政党自主性和能动性，提升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能力。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经常自我批判”的思想，注重通过“自我批评”来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强调：“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政治本色赋予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形成的精神禀赋和根本动力，这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常自我批判”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和时代化表达。

（二）方法论：“不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引

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其内在逻辑前提就是进行“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运动，要经历长时期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此意义看，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引发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也就是说，“不断革命”不仅仅是取得无产阶级政权，更需要在取得政权、完成政治革命之后对各方面进行持续性、系统性地改革、斗争和建设，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列宁也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不断革命”理论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运动的重要武器，又是改造政党自身主观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指引。质言之，革命领导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时代的“不断革命”中以“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彻底性和持久性清除党内顽瘴痼疾、清除腐化变质的政治灰尘，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双向互动中推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为继续“不断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价值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所在

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列宁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马克思主义政党由最坚决、最彻底的先进分子组成，政党自身“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能否肩负起“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崇高使命，是检验无产阶级政党“是否郑重”“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要完成这一使命任务，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斗争，使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成为革命实践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坚守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任务，并通过对建党以来奋斗历程的深刻透视将其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现实表征。

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中国共产党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价值内核。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就是主动听取人民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拓宽自我革命执行力度、范围广度以及内容厚度的过程，就是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初心使命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薪火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确证，“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无事时省察”的自省自励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浓郁的文化底色。

（一）“防患于未然”的精神底色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融入中华民族基因血脉的精神品格。“忧患”一词源于《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左传》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告诫人们即使身处安定之中，也要时刻预防可能的危险。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将忧患意识拓向“忧民”和“忧天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更是忧患意识的生动写照。忧患意识不仅是面对风险、挑战、危机的一种预见和防范能力，更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于磨砺中新生、于忧患中壮大，始终心怀忧思、顽强斗争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精神本源。历史上对居安思危的印证和反证不胜枚举：心系国运的贾谊思危书策论、思虑深远的魏征奏太宗十思疏；反之，纣王淫逸怠政遭灭国、项羽刚愎自用失天下，一旦缺乏内外忧思的精神自觉，国家和民族就会囿于现状、走向衰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思维和忧患意识忧国、忧党、忧民。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际以“绝不做李自成”来警醒全党，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勇气魄力来约束广大党员，防止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迈入实现强国建设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党发出牢记“三个务必”的号召，以此作为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源泉。

（二）“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

革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固有特质。在世界几种古老文明之中，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传承和王朝更迭中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变革创新、自净更新的强大韧性和顽强生命力。从思想领域看，历史先贤很早就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礼记・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从动态角度持之以恒地主动革新、及时反省。《周易》中的“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之谓易”等，体现了革新是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古人变中求新、新中求进的精神追求。从政治领域看，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生的变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文王和周武王革除暴政后，构建起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通行礼乐制度。此后，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变法”，以商鞅变法为例，其核心内容就是用“国家授田制”代替旧的制度法令，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国家强盛。历史上所进行的一次次变法与革新所蕴含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弥足珍贵。周恩来曾开宗明义地指出“‘革新’的精神是排除一切弱点的转机”，这种“革新”正是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鲜明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担当，努力革除一切弱化和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毒素，着力推进党在理论、实践、制度等各方面的创新，确保党的肌体健康、永葆党的旺盛活力。实践证明，革新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政党自我完善的“助推器”。

（三）“自省自励”的政治品格

自省自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之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应该注重内部的加固。从《周易》中“君子以反身修德”之言到《尚书》中“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之语；从孟子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到朱熹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到王阳明的“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从骆宾王《萤火赋》中的“类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到曾国藩将“慎独”作为家训第一条。可见，古代中国十分重视“自省”这一修养方法，引导人们要经常审视和反省自己在思想意识、精神面貌、行为举止等方面的问题。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自省意识，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更是得到发扬光大。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邓小平明确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习近平总书记紧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之问，告诫全党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将“自省自励”的政治品格运用到党的建设领域，融通于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着力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政治坚守上，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正是将改造共产党人的主观世界与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深处的自省文化有机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自我审视、自省自励，并以此为根本引领和内在驱动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除尘去垢、排毒祛邪，不断增强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

四、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实践进路

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集中凝练新时代以来全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并提出“九个以”的原则性要求。以此为主要依据，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旨归可概括为：在坚定政治引领中明确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根本目的和根本遵循，在强化问题导向中锚定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目标、主攻方向和有效路径，在抓实关键环节中聚焦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着力点、重要抓手和强大动力。

（一）坚定政治引领：明确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根本目的和根本遵循

第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经验时，指明“集中和权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党的事业顺利前进的“显著优势”，又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其一，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政治问题是事关政党存亡的关键问题，政治信仰一旦动摇就会弊病丛生、人心涣散。要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坚决维护核心，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为自觉。其二，完善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发挥制度的刚性规约作用，健全包括落实“两个维护”制度、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在内的制度机制，更好地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历史主体，同时承担着“对内”自我革命和“对外”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以更加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和推动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其一，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优化自我革命制度体系的内容结构，严格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设计、执行、监督、调适的全过程，构建起系统完备、内在协同、科学有效的制度规范体系，提升自我革命的力度和实效。其二，坚持不懈推进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严”的基调、明确“严”的内容、抓准“严”的主体、把握“严”的依据，深化管党治党的方式手段，以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科学化、结构化、制度化水平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始终注重理论学习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自我革命才能更持久、更自觉、更长远。其一，加强系统性学习。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理论、实践、成就一体化的丰富意蕴，结合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和理论宣传。其二，加强针对性学习。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切入点，提升全党对自我革命科学内涵、政治价值、现实功能的认识，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用好党的自我革命这个重要法宝。同时，结合新问题新情况，积极进行新的理论研究、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为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强化问题导向：锚定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目标、主攻方向和有效路径

第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历史周期率”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中一种治乱兴衰、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长期执政的历史性考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践中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历史答案”，旨在以正视问题、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劲头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怪圈。其一，提高和增强自我革命能力。自我革命能力是政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增强自我革命能力要以“四个自我”为主要抓手，即不断提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自觉对标对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向性问题，改进不足、提升本领、激发活力。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推进自我革命的力量之源，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能关起门”，而是要敢开门、敞开门，听取人民意见、接受人民监督、依靠人民评价，将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党的自我革命成效的标准，进一步增强自我革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勇于自我革命。”质言之，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就是要在坚持不懈的自我革命中增强解难题、破难题的信心和能力。其一，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既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善于从“六个如何始终”等关键性问题入手，在解决问题、及时纠偏、自我调适的主体性锻造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其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用好自我革命的锐利武器，坚定地同“七个有之”“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等侵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现实问题作斗争，力戒虚功、求真务实，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锤炼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健全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党的二十大立足于全面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阶段的具体实际，提出“健全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战略任务。注重“体系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开展自我革命、巩固执政地位的有力保证。构建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协同性、开创性的系统工程，要做到：其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与对象全覆盖。健全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要将“全面”覆盖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又要将“从严”的基调贯穿到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等各方面各领域。其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与制度共发力。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权力-责任-担当-监督-执纪-问责”的运行流程，压实党的各级组织的主体责任和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并将制度建设贯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促进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联动、要素协同、运行高效，在依靠自身力量管党治党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能力整体提升。

（三）抓实关键环节：聚焦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着力点、重要抓手和强大动力

第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严密的组织网络、健全的组织设置、过硬的干部队伍是我们党凝聚力量、统一行动的可靠依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其一，锻造组织堡垒，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横向统筹、纵向推进的协同联动作用。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协同力”，建立起组织严密、执行有力、气血畅通的组织体系，以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带动组织内部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改进和优化工作方式，构建团结一心、和谐融洽的党群干群关系。其二，加强和改进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坚持干部选任与从严管理双管齐下，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头雁”，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立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斗争意志坚定、勇于自我革命、干事本领过硬的干部队伍，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上率下引领千万党员，净化党组织的肌体和细胞。

第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反对腐败、净化政治生态是我党牢牢坚守的政治立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最彻底的”决心开展反腐败斗争。其一，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推进“三不”机制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不断更新党内政治生活、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其二，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蛀虫”。扎实推进监督下沉、落地，坚决纠治漠视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查处惠民政策落实中的“微腐败”，加大对“小官大贪”的惩处力度。其三，深化标本兼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发挥廉洁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将其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全方位，促使广大党员深化廉洁自律意识。增强道德分辨能力，构筑预防腐败的道德防线，形成崇尚廉洁的整体合力。

第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共产党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找到“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这一破解难题的强大法宝。深入开展党的自我革命需要统筹把握、系统推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有机融合，在内向自律与外向他律中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其一，创新监督方式和手段。在信息化浪潮迅速推进的新形势下，通过理念转变、科技运用、机制创新，将科技革命与监督创新深度融合起来，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多样化的监督方式，切实增强监督的力度和效度。其二，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有效统筹和协调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构建起系统集成、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督体系，把监督有机融入党的建设，以监督体系的强大合力增强党的肌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