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审视

文化是社会进步之魂。作为一个民族内在生命的根本维系，文化主体性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是民族精神得以挺立的思想标识，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回望来时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往中得到建构和形塑，在守正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完善。站在新的起点上，需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贯穿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能动意识，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交融汇通，在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自强，真正挺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

主体性的文化哲学叙事

主体性原则作为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解读人类发展史的一把钥匙。“主体”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彰显出自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是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主体性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理性高扬到理性迷失再到理性重塑的曲折演进历程，理性可谓近代以来人类文化的最强音。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其主体性表征人的文化生命，即文化主体性。对理性的深刻反思与对文化主体性的重构内在勾连、一体两面，标定了现当代哲学发展的理论主题和基本走向。

西方自17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从宗教神学的蒙昧中觉醒过来，理性作为一种“光明的力量”，成为确证自身主体性的重要基石。无论是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原则，将对真理的判断置于主体的“内在性”思维之中，还是康德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让对象符合主体固有的认知形式，强调人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都力图揭示和证明主体之为主体的理性―自由本质。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由于理性的日臻成熟，人作为主体的至高无上地位得以确立。人们开始自由、独立地运用自身的思想、创造力和行动，去破解和把握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按照自身的意志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理性至上、人性至善”由此成为不可撼动的价值理念。

理性在获得最高权威的同时，逐渐开始走向它的反面。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完成了对世界的“祛魅”，技术世界与人文生活呈现出日益分裂的态势。理性的片面发展导致现代性的内在悖反，价值理性逐步萎缩和边缘化，有用性和功利性成为生活世界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洋溢着无往不胜的征服欲望，人们渐渐远离了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最终陷入生存与文化的双重危机中。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从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到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主体的命运由凯旋走向黄昏，以检讨反思“唯我论”倾向为核心的哲学思潮纷纷出场，主张将人从工具理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实现对征服性、功利主义的主体性的纠偏，探索建构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理想关系样态。

当今时代呼吁主体性哲学与文化的汇通，呼唤文化主体性的回归。如果说文化实践划定了“人性的圆周”，那么文化主体性则是人之文化生命的主体呈现。作为一种二重性的存在，人是灵与肉的复合体，在遵循自然生命必然性法则的同时，也有着广阔的精神世界和无限的心理时空，能够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功利目的，以“至善”为终极价值诉求展开文化实践。可见，文化作为人的内在生命和精神追求，是沟通自然与自由的桥梁。我们常说“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表明只有经过文化主体性的洗礼，在人与世界共生共在的原初性关联中，不断开掘理性的价值维度和交互向度，才能使理性的发展关切人的尊严和命运，赋予人的发展以恒常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从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本质属性出发，需要将人性的完善、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纳入主体性哲学的视阈中来，弘扬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内在统一的文化精神，真正化解近代以来的理性危机，走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重建社会生活的人文关怀。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呈现

文化主体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从“天朝大国”的傲慢自负，到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文化自卑，再到逐渐回归自信、重新挺起文化脊梁的曲折过程，经历了从“俯视”“仰视”再到“平视”世界的复杂心路历程。从中可以看到，没有文化主体性，不仅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会迷失方向，沦为强势文明的附庸，个体亦会陷入身份认同的迷茫，成为无根的浮萍。因此，文化主体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对于我们自觉地肩负起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历史重任，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植根于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的自觉自信。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彰显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主旋律，构成多元一体的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存在场域，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禀赋和突出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根脉，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孕育而成的中华文化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成为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蓬勃向上、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仁者爱人、贵和持中、刚柔相济、和而不同的多重文化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思想源泉，塑造了国民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华文化生命体而言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引领作用。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形塑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语境。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国门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在多元文化的交锋中，许多仁人志士第一次“睁眼看世界”，重新审视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探寻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方案。文化主体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对话，就难以达成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当今人类已经进入普遍交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已然形成，各种文化形态由封闭隔绝的离散时空转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步时空。随着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文化主体姿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我们摒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中心主义”范式，在与“他者”文化的交流交往中取长补短、携手共进。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生成于面向未来的创新动力和超越意识。《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开篇就阐述了“新民”的思想，又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正是这种流淌于民族血液中的创新性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文明随时代大潮而动，将外部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从容自信地走向未来。纵观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探索历史，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因子，点燃了人类前行的思想火炬，推动着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中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不仅为唤醒文化的主体自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激发起整个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新精神和变革意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从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出发，以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为价值参考，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主动拥抱现代文明，进而实现人类文明形态整体性跃升的过程。如果说“中国式”彰显出民族性的鲜明特征，“现代化”则宏阔了时代性的格局视野。构建和培育民族文化主体性，既要尊重历史传统，保持文化定力，又要葆有时代关切，拓展世界眼光，在融汇古今中西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我们在新时代所应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诉求和美好愿景，这可以说是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最核心、最凝练的表达。在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呈现出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面向未来，我们应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培塑文化的民族性自觉与世界性观照，振奋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气神”，筑牢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

首先，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文化血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历史是一种绵延性的文化生命，在接续传承中追求日新万变，在日新万变中保持赓续延绵。“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使两种彼此高度契合的文化存在样态相互成就、融通创新。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文化新形态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而熔铸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并获得新的生机。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中，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华，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其次，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培育文化主体性的全球视野，达至“美美与共”的共生境界。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共生并进的历史走向，决定了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开放胸怀。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请进来”与“走出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封闭保守的狭隘立场只会扼杀文化的多样性，抑制文明的创新性，从而削弱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话语权。只有积极参与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才能获得发展活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方能彰显出世界意义。因此，需要我们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对现代性文明的自主适应能力，将我们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转化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文化共识，使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相匹配。

最后，要将文化自信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中，以高度的人文关怀提升全民族文化素养。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以人的现代化为根基与灵魂，将呵护和培育人的文化生命作为目的性指向。文化主体性既蕴含社会进步与文明转型的客观维度，更体现在个体生命意识自我更新和完善的主观层面。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上，我们既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多样化需求，使每个人以健全的人类自我意识参与到伟大的文化实践中，形成昂扬向上的文化风貌，涵养理性平和的文化心态，彰显开放从容的文化气度，在敞开与对话中，充实自身的文化生命，宏阔自身的文化境界，从而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总之，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昌盛，离不开文化的繁荣与文明的进步。拥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守住自身文化血脉的文明，才能实现旧邦新命，在赓续创新中重焕荣光。立足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人类广阔的文化空间，要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必须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秉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锻造不惧挑战、勇于创新的无畏品格，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觉，从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面向未来开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境界。

（作者：邹广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2024年01月0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