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3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曲青山论文精选》（上、下卷），集萃作者近40年工作实践、学术研究的思想精华，生动展现作者在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宣传思想工作、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的创见思考，是一本集政治性、理论性、思想性、学术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综合学术论文集。《精选》聚焦党和国家重大理论问题，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选题宏大高远、内容经世致用，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情怀、责任担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治史研学，体现出以唯物史观治学的深厚哲学素养；既坚持党中央已有的结论和判断，又结合社会发展、实践深化，提出不少具有创新性、时代性的观点和论断，体现出“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可贵勇气；涉猎面广泛、史料厚实丰富、考据细致扎实，坚持小切口、深挖井，体现出言必有据、笃实求真的史学传统；扎根现实、立足实践，既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又以丰富经验指导实践，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语言鲜活、生动形象，用通俗语言讲明深刻道理，深入浅出、入脑入心，体现出“短、实、新”的朴实文风。
2023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曲青山论文精选》（上、下卷）（以下简称《精选》），集萃作者近40年工作实践、学术研究的思想精华，生动展现作者在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宣传思想工作、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的创见思考，是一本集政治性、理论性、思想性、学术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综合学术论文集。
细细品读《精选》的每篇文章，无论是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经验、生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还是从理论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无论是富有创见地提出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还是从哲学高度认识把握“四个全面”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无论是漫谈宣传思想工作，还是思考网络文化；无论是探讨实现中国梦的起点、“四个伟大”的由来及相互关系，还是考订《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党史编写中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表述使用、《晋书・四夷列传・吐谷浑》的相关史料；无论是探讨历辈达赖喇嘛转世、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历史作用，还是管窥土族丧葬习俗、研究少数民族族称，都能深刻感受到作者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心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坚定历史自信的强烈使命情怀、责任担当；都能深刻感受到作者从事研究的鲜明立场和深厚哲学素养；都能深刻感受到作者坚持守正、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治学本色，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优良学风，简短精练、富有新意的朴实文风。
一、《精选》聚焦党和国家重大理论问题，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选题宏大高远、内容经世致用，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情怀、责任担当。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他号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庄严使命。
读完《精选》里的文章，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始终将个人研究工作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研究时代重大课题，始终与党同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行,体现出作者关注大问题、做真学问的使命情怀、责任担当。
比如，2022年发表在《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第4期的《从理论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一文。作者选择这样一个题目，难度极高、意义重大且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其最大亮点、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两个确立”。如何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本质内涵，如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成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原理，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立论；从两个基本原理具体展开的八个观点，即每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起一定作用的观点，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观点，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领袖的观点，无产阶级领袖具有以往任何阶级的杰出人物、伟大人物所不可比拟的优秀品质和伟大作用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领袖权威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广大群众灌输科学的理论、引导他们前进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观点切入；从把握好“两个确立”相关的三个理论问题，即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领袖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收尾，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两个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该文通过两大基本原理、八大理论观点、三大理论问题，以科学的哲学原理、严密的逻辑力量、透彻的学理分析，对“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进行深刻阐释、透彻解读。
比如，2022年11月3日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一文。作者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章修正案以及党的二十大其他重要文件的基础上，提出至少需要关注八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在“八个深入学习领会”上下功夫，即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的主题，深入学习领会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学习领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深入学习领会对未来五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深入学习领会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深入学习领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持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这“八个深入学习领会”，抓住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许多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是对报告全面、系统、权威的解读。
比如，2017年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旗帜和核心问题》一文。作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博大精深，可以从多方面、多领域、多角度去认识、体会和解读，党的历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作者提出，为什么我们党历经快一百年，还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对世界各国还有着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凝聚力、感召力越来越强？应该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去思考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有三条经验至关重要：一是明确历史方位至关重要；二是坚持高举旗帜至关重要；三是坚决维护核心至关重要。作者认为，党的历史表明，历史方位就是实际，历史方位就是国情，历史方位就是发展趋势，历史方位就是时代坐标。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标定历史方位的历史；党的历史表明，旗帜就是信仰，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力量。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高举思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党的历史表明，核心就是领袖，核心就是统帅，核心就是主心骨，核心就是掌舵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不同时期党的领导核心的历史。明确历史方位、坚持高举旗帜、坚决维护核心，这三大问题，抓住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灵魂和主旨，抓住了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深入解读、权威阐述。
《精选》中还有不少这样的文章，比如，《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历史主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三重逻辑》《人民群众：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源泉》《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需要准确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宪法、党章及相互关系》《群众路线永远是党的生命线》，等等。这些文章的选题，都充分体现了作者从当代中国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站在时代前沿、倾听时代足音、把握时代脉搏，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鲜明立场，充分体现了作者发扬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政治自觉的可贵精神。
二、《精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治史研学，体现出以唯物史观治学的深厚哲学素养。
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坚持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直接决定其成果水平和社会贡献。人们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地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其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号召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论的逻辑工作，而这种抽象力量与理论的逻辑工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不行的。”
《精选》里的许多文章，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历史资料、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全面、辩证分析后，得出一些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昭示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比如，2021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第2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作者研究的视角贯通党的整个历史，从纵向论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奠基和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路的开创和拓展、中国共产党执政新境界的开辟和升华；然后进行横向分析，总结出“十三个必须坚持”的执政经验，即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全面从严治党。这“十三个必须坚持”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全面、深刻、系统总结。
比如，1996年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的《从哲学的高度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文。应该说，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写了不少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和宣传文章，但从哲学层面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概括却较为欠缺。作者从“系统”“矛盾”“过程”这三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分析把握三者的关系，认为从联系的观点看，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完整的大系统，下面分三个子系统，即改革―动力系统、发展―目的系统、稳定―保障系统。每个子系统内又分众多要素，比如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稳定、国家外部稳定等。由此，作者认为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发展是整体的发展、稳定是全局的稳定，不能把三者分割开来，要从“系统”上把握三者的关系，必须讲整体、讲联系，坚持适度原则。从辩证的观点看，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改革、发展、稳定相互间的矛盾，另一类是改革、发展、稳定自身内部的矛盾，三者运动的最大特点和最显著特征就是不平衡性。从不平衡到平衡，再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这就是三者矛盾运动的总规律。不从“矛盾”上把握三者的关系，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从“矛盾”上把握三者的关系，必须讲辩证、讲变化。从发展的观点看，改革、发展、稳定还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有全局范围内三者关系的“过程”，又有局部范围内三者关系的“过程”，还有三者各自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特点。不从“过程”上把握三者的关系，就会使事物发展的进程中断，模糊视线，使工作无着落、无头绪。从“过程”上把握三者的关系，必须讲历史、讲发展，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章最后呼吁，要始终不渝在思想上确立起协调三者关系的意识，就可以尽量防止和减少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发生，避免大的波折。可以说，整篇文章充满着哲学的智慧，处处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有深邃睿智的哲学思辨，又有务实管用的现实指导，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文中不少观点，决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写出来的，今天读来，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仍有很强的指导性、实践性和生命力。
比如，1998年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的《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一文。作者在回顾新时期三轮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指出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任务，即“一个寻找”，就是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一个关键”，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再认识”，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三个冲破”，就是冲破思想战线拨乱反正上“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冲破发展市场经济上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冲破寻找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上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三个解放”，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教条化、固定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基本经验，即思想先行是前提、实事求是是归宿、人民群众是主体、领导干部是关键、大胆探索是途径、不搞争论是原则、联系实际是重点、解决问题是目的、“三个有利于”是标准、制度建设是保障。同时得出了几点深刻的启示，即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党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党要敢于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错误。作者最后指出，20世纪在向我们挥手告别，21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迎接。新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再造辉煌的世纪。在走向新世纪的征途上会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坚定性。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新境界，再认真读读这篇文章，我们对思想解放的历史必然性、根本任务和重大意义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收入《精选》的《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认真学习和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与矛盾法则》《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和法的关系》《从五个维度认识和把握中国梦的创新意义》等文章，都是作者熟练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党和国家重大理论问题的思想结晶，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作者还把在长期研究中形成的哲学素养运用到指导党史和文献工作中去，提出要抓住三点：一是抓住全局和系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系统论；二是抓住两点论，就是要讲辩证法；三是抓住重点论，也就是要着眼于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推动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三、《精选》既坚持党中央已有的结论和判断，又结合社会发展、实践深化，提出不少具有创新性、时代性的观点和论断，体现出“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可贵勇气。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原创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衡量一部著作、一篇文章是否有价值，其重要标志就是看作者能否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原创性见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读完《精选》后，一个十分突出的感觉就是，作者在坚持党中央已有的结论和判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实践深化，经过深入思考与研究，提出不少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观点、新论断。比如，2019年发表在《求是》第19期的《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一文中，作者鲜明提出，新时代标注了党和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它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延伸，同时又是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作者认为，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们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我们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我们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2019年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的《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一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段历史至今虽然仅仅7年，但如果计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间长度应该是38年左右，用关键词概括叫复兴。这是关于党的历史分期的一个重大创新观点。传统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正式提出，在学术界尚属首次。其实，这一观点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不久，作者就已经开始酝酿。2017年11月13日发表在《学习时报》的文章《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需要准确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就已经明确提出，从党的十八大起，我国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比新时期、新阶段更鲜明、更响亮、更具感召力，更能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坐标点，是重大历史节点。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者于2月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这是对《求是》文章观点的进一步拓展。该文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人赞誉“这篇文章把百年党史讲透了”。
比如，收入《精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研究》。该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1、第2期，研究阐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作者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党总结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第一条历史经验。这条历史经验是从党的初心和使命来讲的，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阐述的是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是如何发挥的。作者指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就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使命。作者认为，这一条历史经验强调的是领导力量问题，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在“十个坚持”中起着打头和管总的作用，其他所有历史经验都是围绕着这一条而展开和叙述的，也都是对这一条历史经验的充分论证和强有力支撑。由此作者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的是价值立场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来实现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强调的是思想旗帜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理论创新来赢得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强调的是自信自立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独立自主来体现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强调的是方向途径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中国道路来彰显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强调的是世界情怀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胸怀天下来展示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开拓创新，强调的是前进动力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开拓创新来强化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敢于斗争，强调的是策略手段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强调的是团结联合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统一战线来巩固的，统一战线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发展壮大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强调的是生机活力问题，党的领导是通过自我革命来保证的。作者认为，坚持自我革命这条历史经验是收尾的、压底的，在“十个坚持”中起着关键作用，与第一条历史经验遥相呼应，形成完整的体系，对坚持党的领导起着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自我革命做到和做好了，党的领导就有保证和保障了，党就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党能够取得百年辉煌的根本所在，是党总结所有经验的落脚点。应该说，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后，“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对相关学术文章进行阅读后发现，该文对“十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以及逻辑关系的阐释极富新颖性，是作者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独创性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该文也是迄今为止对“十个坚持”历史经验最为系统、权威、生动的学理化阐释。
在《精选》中还有不少文章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思考。比如，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法，有人认为其不是管长远的，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主要依据就是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就实现了，这个战略布局到2020年也就完成使命了。针对这一观点，作者在“四个全面”提出不久，于2015年发表在《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第3期的《认真学习和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文中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四个全面”集中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贯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抓住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对“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和目标任务来说，具有时间性和完成的时限，但抽象地说，上升到思想理论层面，它则形成了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如何依法治国、如何管党治党的重大理论原则和思想，从方法论、认识论上讲，这些内容则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根本性和长远性，“四个全面”就成为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2017年11月13日发表在《学习时报》的《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需要准确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中，作者认为，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了新的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替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然是一个战略目标，仍然是管长远、管根本的，至少要管到本世纪中叶即2049年或2050年。众所周知，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修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比如，1997年发表在《攀登》第5期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的思考》一文。作者从宣传学的角度，对理论宣传的工作过程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理论宣传是由宣传主体、宣传内容、宣传链条、宣传客体、宣传效应五个要素组成；指出了理论宣传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方式、方法单一和陈旧，文风浮躁和针对性不强，混淆理论研究成果与理论宣传内容的界限，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和不配套。由此，作者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理论宣传的思路，即“以邓小平理论为根本指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的理论素质为着眼点，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理论宣传的灌输功能、解释功能、激励功能、导向功能、调节功能和传播功能，实现理论宣传工作从点到面、从线形到网状、从死板到活泼、从单一到综合、从局部到超时空的转变”。作者还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理论宣传工作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理论宣传与理论研究的关系。认为进行理论研究需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大胆探索，但是对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如何宣传、什么时候宣传、用什么方式宣传、在什么范围宣传，则要依据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和工作需要由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确定，这是党的宣传纪律所要求的。作者认为，要做到“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二是真实宣传对象与虚拟宣传对象的关系。真实宣传对象就是现实中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有形对象，特指静态条件下所有的受传者；虚拟宣传对象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无形对象，特指动态条件下宣传者转换成受传者之后，在意识中产生的另一个虚假的工作对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作者分析认为，教育者先受教育，宣传者先受宣传，这是规律。尽管宣传者职业是从事宣传，但接受别人传递的信息时实际上已变成受传者，在宣传者身上这种转变经常发生，当宣传者转换成受传者后接受信息时，意识中必然产生一个虚假的工作对象。由此作者认为，如果理论宣传者不说服虚拟对象，对现实中真实对象的宣传就会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成效则会事倍功半。三是阶段性宣传内容与长久性宣传内容的关系。长久性宣传内容强调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阶段性宣传内容强调理论的某一局部、某一方面。不管阶段性内容如何调整，党的基本理论、灵魂、核心、精髓、本质、战略、原则等基本内容不能变、不能转、不能淡、不能丢。文章还提出改进和加强理论宣传工作需要解决好四个问题，即方法问题、文风问题、载体问题、队伍建设问题。这篇文章从理论到实践、从现象到本质，透彻、完整、清晰地阐释了理论宣传工作的基本内容、存在问题、内在规律、实践路径，很多观点都很有价值，特别是鲜明提出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在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四、《精选》涉猎面广泛、史料厚实丰富、考据细致扎实，坚持小切口、深挖井，体现出言必有据、笃实求真的史学传统。
注重史料、精于考据，这是史学研究的必经门径，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衡量史学家修养的重要标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的“史学”，强调要广泛占有史料，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有广博丰富的知识。清朝乾嘉学者尤擅“考据”“考证”，主张“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并将其作为衡量学术价值、评价学人水平的重要标准。梁启超说过：“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郭沫若强调：“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以说，占有资料和考证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入门功夫和必备能力，也是最能看出学者治学功力和治学态度的。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的都是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从《精选》收录的文章看，作者治学的领域非常广泛，有研究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党的建设的，有研究宣传思想工作、网络文化、理论宣传的，有研究少数民族族称、丧俗的，还有研究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金瓶掣签的，涉及政治学、历史学、党史党建学、新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反映出作者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 在研究中能够做到“融会贯通, 打成一片”，从而使自己的研究自成体系，取得丰硕成果。
作者出身历史学专业，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十分注重史料的挖掘与辨伪，《精选》收录了不少这样的文章。比如，1986年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的《我国少数民族的族称》一文，对55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族称逐一进行梳理，又对自称、他称的民族进行详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族称的起源及规律进行了研究。该文资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研究之沉潜、论证之绵密，是常人难以企及的。1987年发表在《青海师专学报》第2期的《〈晋书・四夷列传・吐谷浑〉刍议》一文中，作者对二十四史的《晋书》记载吐谷浑历史的史料进行考证，指出了其中的纰漏和误笔。比如《晋书》记载，吐谷浑在其父涉归在世时曾分得1700家的人口，但作者根据《魏书》《北史》《宋书》的考证与分析，认为“七百户”的记载较为真实；指出叶延长子的名称应为碎奚，而不是《晋书》记载的辟奚；等等。2010年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的《关于党史编写中表述使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法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一些编修党史的学者主张不再使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提法、建议用“林彪、江青集团”取而代之的观点，作者认为，这是编修党史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作者对我国某些党史权威出版物表述使用这一提法进行了考证辨析，对这一提法的来源和依据进行查证，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表述提法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结果，党的文献依据则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下的结论。作者还查阅了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法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认为要继续使用这一表述，并提出了需要把握的方法原则。2014年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的《〈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一文，对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傅高义的专著《邓小平时代》史实的错讹之处进行了详细考证，列出85条修订意见。比如，书中记载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国内党员只有大约50人不准确，应为50多名；书中记载淮海战役中共动员100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这个数字说少了，据有关军事资料记载，淮海战役支前民工达到543万人；书中说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正确，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书中记载“（1980年）12月25日，在为筹备六中全会和十一大而召开的一次为期10天的会议……”作者指出，中共十一大是1977年召开的，这里所筹备的会议应该是中共十二大；等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考析》《改革开放以来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结构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考辨》《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研究》等，都是史料扎实、考据精密、极见功力的史学研究上乘之作。
对于一名史学工作者来说，没有扎实的史料考证功夫，没有鉴别考证史料的经验和修养，是很难成为真正的史学家的。读完《精选》收录的这些考证文章，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讲求博征、长于考证、分析缜密、扎实严谨的治学风格，特别是这些文章的选题都是小切口，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问题。这种治学风格，也对作者探索研究党史和文献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产生影响。比如，作者提出党史和文献工作要坚持好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强调要使我们拿出的每一份历史资料、每一个研究结论、每一份论证意见都立得住、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做到言必有据、言之有物，从而正确认识、全面记载和客观反映党的历史；提出要传承好脚踏实地的优良作风，不虚浮、不急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作者的这些观点和认识，都是经过长期学术训练和实践锻炼得出的经验总结，对治学者都是有益的。
五、《精选》扎根现实、立足实践，既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又以丰富经验指导实践，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也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学风关乎党风政风民风，也关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毛泽东高度重视学风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谆谆告诫全党要“认真地研究现状”和“认真地研究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倡导和弘扬优良学风，指出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这既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对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在研究工作中既重视理论，又关注实践，能够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又具备勇于理论创新、解决现实问题的奉献精神，这应该是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精选》收录的《宣传思想工作漫谈》《宣传思想战线要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思考》《论网络文化及其表现特征》《论青海在稳定发展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就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丰富实践中，边学习、边调研、边思考、边总结，在干中学、学中干中提炼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理论思考。
比如，2007年发表在《西海记者》第10期的《宣传思想工作漫谈》一文。作者以漫谈的方式，面对面地交流自己多年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体会、感受和思考。作者在文中说：“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20多年了，可以说弹指一挥间，这个选择让我无悔，也让我热爱上了宣传思想工作，甘愿奉献于宣传思想工作，更让我坚守信念，甘于清苦，苦中取乐，我感到很充实。”正是凭着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这份执着和热爱，作者从丰富的实践中总结出很多规律性认识和富有创新性的做法。比如，把宣传思想工作的体会概括为苦、难、险，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负泰山”形容宣传思想工作的风险和责任；宣传思想工作创新，主要是创新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和手段；提出扭住“六个抓手”、提倡“三个读”的基层文化工作思路。“六个抓手”是指电视、广播、文化室、阅报栏、流动文化服务车、文化中心户。“三个读”是指一张报纸大家读、机关报刊基层读、固定图书流动读。特别是创建文化中心户，是作者经过调研，从青海湖乡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做法中得到启示，然后进行推广，典型引路，全面开花的。作者还提出实施宣传青海的品牌战略，策划以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主题的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演出、打造三江源品牌、制作《三江源》文化专题片、策划三江源国际摄影节等等。作者在文章中还介绍了如何把握宣传思想工作、如何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者素质两个问题，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基本能力要求是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走出去能协调。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也是三句话的要求――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如何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者自身的素质？作者提出“四个字”――学习实践和“两句话”――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可以说，认真读读这篇文章，就会对什么是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做宣传思想工作有一个全面、生动和深刻的认识。
比如，1998年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的《论青海在稳定发展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通过对青海地理、民族与人口、政治与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影响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明确提出历史上各相关要素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明确提出要维护西藏稳定、促进西藏发展、加快西藏改革，就必须重视与青海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并建议中央应从战略的高度从长计议，将格尔木纳入对西藏整个援助和建设的规划之中，今后青海也应强调和突出稳定和发展西藏的内容。这些观点是作者在多年从事青海的工作实践研究中得出的，是极富战略远见的，对今天仍具启发意义。
比如，研究网络文化的一组文章，即《浅议国外网络文化管理的经验及启示》《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思考》《论网络文化及其表现特征》，写作时间是2008年、2009年，也就是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刚刚十几年。作者敏锐抓住这一前沿课题，前瞻性地提出，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已知远不如未知，其技术发展和社会影响还将发生深刻变化，必须从占领文化传播制高点和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宣传思想文化主导权的高度，抓住信息化的历史机遇，善于运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作者深刻阐释了网络文化的概念及其表现特征，指出网络文化是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形态，是人们通过计算机等在网络上生产、传播、储存、交流、获取、消费各种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活动。网民接触网络，网络作用于网民，才会产生和形成网络文化。作者分析了网络文化的表现特征，主要有:大众化，没有门槛、没有限制，凡有条件有能力上网的人都可以进入其中；多媒体，在网上可以读书、看报、看电影、阅读期刊、欣赏电视剧、听音乐、听广播、购物等；个性彰显，大家可以随时发布信息、提意见、谈想法、发议论，虚拟社会使“一个人”的世界开始来临；娱乐游戏，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新新人类，许多年轻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依恋互联网、离不开互联网，培养和造就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完全有别于上辈人的新一代人类；情绪宣泄与民意汇集，形成新的民间舆论场；信息海量与包罗万象，为人们提供一种内容的无限性、发展的高速性、传播的广泛性、吸纳的可选择性的多元文化；社会群聚和即时动员，使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比如，加大网络立法力度；将网络文化管理中的所有事项统统纳入一个部门进行管理，统一决策，统一部署，统一执法，统一监管；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必须主动及时、实事求是、权威统一、分级管理、协同互动和源流并重；对涉及民生利益的热点问题主动开展舆论引导，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力求做到“尽早讲”“准确讲”“持续讲”，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思想引导，本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冷静观察、辩证分析、区别对待、审时度势、正确把握、妥善应对，等等。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网人数已超10亿，互联网已经深刻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再回过头看作者十几年前发表的这组文章，其提出问题之超前、观点分析之新颖、对策建议之长远，都是令人叹服、印象深刻的，很多观点、建议在今天依然管用、一点也不过时。
比如，1994年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增刊的《论邓小平致富思想及其实践意义》一文。作者分析了邓小平致富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逻辑关系，指出这一思想是从“打破平均主义”入手，提出了部分先富的问题，强调允许部分先富，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时刻不忘共同富裕。可以说，邓小平致富思想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立论，提出了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的伟大思想，思路连贯、脉络清晰、内容新颖、含义深刻，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一条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作者认为，邓小平致富思想，从哲学上讲，包含了先富与后富、先进与落后、部分富裕与共同富裕、手段与目的、政治与经济、眼前与长远、多与少、大与小、加速与逐渐、自力更生与外力支援、量与质等众多哲学矛盾对子，强调了打破平均主义与防止两极分化的两点论；从政治经济学上讲，尊重了价值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从科学社会主义上讲，符合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清晰、深刻表述了社会主义的致富目的，既闪烁着哲学的智慧，又体现了经济的发展规律，还坚持了党性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多领域，相互论证，相互支持，相互渗透，是这一思想的显著理论特点。作者指出，学习邓小平这一思想，还给我们一些重要的警策和启迪，包括要适度保持差距，允许差距、承认差距、鼓励差距、容忍差距，是我们工作的起点，但差距必须适度，过大了不行，过小了也不行。要消灭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消除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绝对贫困的消灭是确定在特定的时间内的。要变“输血”扶贫为“造血”扶贫，扶贫要实行战略性的根本转变，即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变封闭性扶贫为开放性扶贫，变行政命令型扶贫为经济协作型扶贫，变单项政府扶贫为全社会扶贫，重在走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政策扶贫、扶贫扶志之路。要坚持正确的致富导向，倡导一部分工人、农民、科技人员先富，以辛勤劳动致富，以科学技术致富，以文化知识致富。要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合法致富。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要正确看待理论与政策的异同。今天，我们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再回头看这篇写于将近30年前的文章，就会发现一些观点很具前瞻性、指导性、准确性。
六、《精选》语言鲜活、生动形象，用通俗语言讲明深刻道理，深入浅出、入脑入心，体现出“短、实、新”的朴实文风。
文风不是小事。毛泽东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深刻分析了党八股的种种表现、危害及其根源，强调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翻开《毛泽东选集》，鲜明朴实的文风扑面而来，生动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人茅塞顿开。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强调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反对“长、空、假”，倡导“短、实、新”的文风。《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著作选读》等重要著作，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精选》虽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集，但仔细读完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传承了我们党的优良文风，每篇文章读来都能让人愿意看、读得懂、说服人、打动人，可谓观点鲜明清晰、语言简洁明快、形式生动活泼、说理通俗易懂，做到了寓党性、思想性、学术性于优美流畅、平实精练、逻辑严密的文字语言中，形成了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
《精选》文风的突出特点主要有：一是精当凝练、观点鲜明。全书的语言简短精练、直截了当，但又言简意赅、思想深刻，绝不拖泥带水、绕弯子，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删繁就简三秋树”。比如，2015年1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一文，是作者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撰写的文章。作者指出，遵义会议为什么能成功召开，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最主要、最基本原因在于实事求是是根本、独立自主是关键、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指挥枪是原则。这四句话，语言极其精练、内涵极其深刻，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比如，2016年6月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一文。作者用“史之用”“史之律”“史之悟”三个形象的小标题，深刻阐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的历史、怎样认识和把握党的波澜壮阔的丰富历史、党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三个宏大的主题。在阐述“史之用”时，作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的是历史，叙的是奋斗，述的是大道，探索的是规律，启示的是当下，烛照的是未来。学习党的历史有用，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党的历史中有信仰，有意志；有目标，有方向；有宗旨，有传统；有成就，有警示；有勇气，有定力。一言以蔽之，党的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无穷的智慧、丰富的营养和前行的强大力量。这几句话，把党的历史的作用讲透了、讲活了，也折射出作者深厚的史学素养、家国情怀。
二是思想深刻、富有新意。《精选》里很多文章不落俗套，讲了很多前人没有讲过的话，用了很多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生动活泼的文字，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领异标新二月花”。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一文中，作者对百年党史作了这样一段描述：“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这段话短短200余字，却生动、深刻、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读完后让人心潮澎湃、回味无穷。这段话在许多媒体上广为流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比如，在《宣传思想工作漫谈》一文的最后，作者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要超过前人，后人也会超过我们。我们今天评价历史，历史将来也会评价我们。”这段话也是富有哲理、饱含智慧、极具启发性的，读后令人掩卷深思、回味悠长，内心激起层层波澜。比如，2003年发表在《青海学刊》第2期的《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一文中，作者对民族精神的概括就富有新意。作者指出，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被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所接受、所追求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从一个民族的文化看，文化蕴含精神，精神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从一个民族的发展看，民族的繁衍、生存、延续与发展离不开精神的支撑，精神是民族向心和凝聚的纽带，是激发活力、迸发力量的源泉；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看，历史是精神的积累和沉淀，精神是贯通历史的正气和闪光点；从一个民族所处的时代看，时代内含着精神的需求，精神则是时代特征的凸显和折射；从一个民族的对外关系看，开放对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充实内容，精神则成为民族相互区别的显著标识。作者界定的这个概念，从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所处时代、对外关系入手，把民族精神的内涵阐述得既透彻深刻又富有新意。
三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用通俗的语言讲明深刻的道理，做到深入浅出，是理论著作撰写的最高境界。该书没有采用一些晦涩难懂、抽象化、专业化的概念，而是用干部群众能听懂、能悟透、能信服的话语阐述理论问题，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能懂。比如，2021年6月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历史主动》一文，涉及的是严肃宏大的主题，但作者巧妙构思，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成立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发展的必然抉择：实行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五个鲜明响亮的小标题，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了。比如，2022年发表在《中国新闻发布》第1期的《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一文。作者指出，初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使命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了谁”，我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两个问题涉及的都是我们党立党执政的根本性问题。作者从党的旗帜、党的历史、党的擘画三个维度，通过生动的事例，把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一重大命题解读和阐释得权威通俗、系统深刻。这篇文章在“学习强国”的阅读量达到了1200多万人次。可以说，《精选》的文章，无论是理论探讨、学术研究，还是党史工作、宣传实践，都带有这个特点，形象生动、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句句入脑入心，故事性、可读性、说服力非常强，不经意间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仿佛一位挚友与你面对面倾心畅谈，是理论研究与宣传的精品之作，也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历史认知、强烈的历史主动、坚定的历史自信。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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